坚持“双碳”引领 构筑绿色产业核心竞争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经济工作要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2026年的“深入推进”，目标是从“改造项目”升级为“改造体系”、从“成本中心”转向“价值中心”，最终驱动重点行业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中构筑起新的核心竞争力。2026年绿色技术转化的破局之道，在于将工作重心从技术供给端更多地转向需求拉动端和市场构建端。通过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使绿色技术真正转化为有竞争力、可盈利的产业活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应体现在“深”“协”“智”三个维度
在政策引领、技术驱动与市场激励的协同共进下，我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正从“规模扩张”稳步迈向“质量提升”的全新阶段。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环保研究所所长赵卫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向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应体现在“深”“协”“智”三个维度。
第一，“深”在系统重构与工艺革新。未来的改造应转向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系统优化。例如，在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应大力推广“源头减量—过程协同—末端资源化”的集成技术路线。政策层面，建议加快修订重点行业能效标杆和基准水平，并建立与碳排放强度挂钩的动态标准体系，形成“阶梯压力”。同时，推行“节能降碳改造贷”等定向金融工具，并探索允许改造投入在碳排放权核算中予以部分抵扣，以实质性降低企业转型的财务成本。
第二，“协”在多方机制的耦合联动。核心是强化政策引领、技术驱动与市场激励的三角协同。政策上，需强化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的精准性和组合性，对采用前沿颠覆性技术的首台（套）项目给予更大力度支持。技术上，建立“产业需求—科技攻关—示范应用—推广清单”的快速通道，尤其是支持跨行业耦合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市场上，关键是进一步完善全国碳市场，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并收紧配额，让碳排放成本真实传导，同时大力发展绿色电力交易。
第三，“智”在数字赋能与智能管控。应全面推进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能耗与碳排放的实时监测、预测预警和优化控制中的应用。建议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数字化服务商，开发推广行业级的“工业碳效码”或“能源大脑”平台，实现碳流可视、可管、可优。
“2026年的‘深入推进’，目标是从‘改造项目’升级为‘改造体系’、从‘成本中心’转向‘价值中心’，最终驱动重点行业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中构筑起新的核心竞争力。”赵卫东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首先要明确哪些是重点行业。“发电、钢铁、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中的不少企业已进行了改造，剩下未改造的企业需要经过论证后再进行改造。先要列出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大的行业，重点关注煤化工、数据中心等行业企业，尤其是煤化工行业。对煤化工的系统构成、技术工艺、技术集成等，需要进行全国性的评价，并提出‘领跑者’标准，以便技术改造提高效率。”周宏春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石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钢铁、建材、石化等高耗能行业仍是减碳主战场，2026年须继续强化政策精准性、技术先进性与市场有效性深度融合。一是政策层面需加快修订重点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并加大对财政、税收差异化支持，引导企业从合规改造转向主动领先。二是在技术驱动上，鼓励人工智能、物联网与传统工艺耦合，推广数字化能源管理、低碳流程再造等集成解决方案，加速技术验证与扩散。三是在市场机制方面，需进一步激活全国碳市场，探索将节能降碳改造效果纳入碳排放配额分配与绿色金融评价，推动改造成本可回收、低碳效益可兑现。同时，需注重供应链协同减碳，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改造，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升级。
系统性构建技术转移转化的“热带雨林”生态
目前，我国绿色低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滞后，技术转化率不高，市场应用面临“政策热、落地难”的挑战。
赵卫东认为，破解“政策热、落地难”困局，2026年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单纯鼓励研发，转向系统性构建技术转移转化的“热带雨林”生态，核心在于打通关键堵点，让技术能够顺畅地孵化、中试、商业化并形成新业态。
第一，强化中试熟化与市场验证平台建设，解决“技术不成熟”的初期风险。政府应牵头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区域性绿色技术中试基地和产业化验证平台。这些平台提供标准化的测试场景、工艺放大服务和初始市场对接，大幅降低创新者的试错成本和投资方风险。对于经过验证具备经济可行性的技术，可纳入“国家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并配套应用示范项目。
第二，创新金融支持模式，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中期瓶颈。需大力发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专项工具：一是设立国家级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基金，以股权形式重点支持中早期技术；二是推广“技术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三是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绿色技术首台（套）应用质量保险”“碳减排效益保险”等产品，为技术落地提供风险兜底。
第三，创造高价值的规模化应用场景，解决“市场出口窄”的根本问题。一是以“新基建”和重大工程为抓手，明确绿色技术和产品的采购比例要求，创造稳定的初始市场。二是在工业园区、公共机构等领域，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环境绩效托管服务等基于效果的商业模式，使技术供应商的收益与节能降碳效果直接挂钩。三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标识体系，倒逼下游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工艺。
第四，培育“技术+服务+数据”的融合型新商业模式。未来的绿色产业不仅仅是硬件销售。基于物联网的能碳管理平台、基于区块链的绿色资产（如核证减排量）数字化交易、整合多技术方案的“零碳工厂/园区”总包服务等，都是更具潜力的新商业模式。这要求企业从技术开发者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并与数据服务商、金融机构深度融合。
“2026年绿色技术转化的破局之道，在于将工作重心从技术供给端更多地转向需求拉动端和市场构建端。通过构建‘验证平台—风险资本—应用场景—新型业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使绿色技术真正转化为有竞争力、可盈利的产业活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赵卫东说。
周宏春建议，在商业模式上，除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现行能源合同管理等模式外，可鼓励研发方投资于技术应用，以免出现“不诚信”问题；建立专项基金、孵化基金或产业引导基金，通过政府“种子”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成果二次研发与试生产，对二次研发与试生产的投资实行税收减免等，以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赵永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6年应通过健全技术转移体系、培育绿色产业链与商业模式、强化政策保障与市场引导，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高效转化为新产业、新业态和可持续商业模式。一是健全技术转移体系，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强化国家和地方绿色技术转移平台建设，提升绿色低碳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落地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培育绿色产业链和商业模式，通过低碳技术与能源、建材、交通、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形成新型绿色产业、新业态和服务模式。三是强化政策保障和市场导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技术入股等配套机制，结合绿色金融、碳市场等工具，引导资本投入技术转化全过程，推动“政策热”向“落地实”有效转变。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