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助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作者|张劭辉‘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纳入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要求将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绿色发展等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政策性银行坚决响应、执行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发挥其独特优势和关键作用，为绿色转型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成为支持绿色制造业、培育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
深刻认识金融助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价值
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际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绿色金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指出，要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指出，将深化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气候资金领域合作；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金融等政策支持。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为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金融业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绿色发展已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布局，准确领会绿色金融的系统设计和政策思路，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全力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发展绿色金融是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塑造经济新图景，绿色金融已深刻嵌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通过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的独特功能，动员资本并引导资源差异化支持低碳转型和绿色经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作为主力军的银行业机构，应通过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并以数字化转型实现自身绿色化运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我国是首个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倡导并坚定践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亦得到长足发展，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绿色贷款余额突破30万亿元，绿色债券年发行规模超万亿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成交额破百亿元大关，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各项细则持续推进，成为全球首个建立完整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的国家。《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重磅政策渐次落地，从范围界定、评估考核、激励措施等方面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承担“绿色责任”。据IMF测算，未来十年全球低碳转型投资将占GDP的6%~10%，有关机构研究表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所需资金达百万亿元量级，2023年我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拉动了40%的GDP增长，对脱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的总投资。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的大量投资为银行业带来广阔业务机会，绿色金融将成为银行业实现自身价值创造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发展模式、风控理念的转变也将促进金融体系效率和韧性的提升。
发展绿色金融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关键路径。有关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占全球碳排放量的31%、温室气体的55%，关系着全球能否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中国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推动制定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政策标准，有力支持了共建国家绿色低碳投融资和可持续发展，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金融担当。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路径应涵盖绿色能源和绿色融资国际合作。一方面，共建国家达成诸多绿色能源合作意向，跨境绿色金融将为“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发展、能源结构调整、全球供应链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持；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发展将为绿色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更丰富、更具针对性的融资融智服务，推动先进节能环保设备、技术、标准“走出去”和“引进来”。
重视并发挥政策性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政策性金融是为贯彻国家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具有先导性的市场示范作用，应更好地发挥对绿色经济特别是绿色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的支撑作用，成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体和骨干。
从理论机制看，政策性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具有独特优势和关键作用。绿色投资行为存在较强正外部性，带有显著的公益特征和公共产品属性，往往具有短期回报率低、投资周期长、融资需求大、风险评估难、易受政策变化影响等特征，相比其他项目对商业资本的吸引力较低。因此，解决绿色发展领域的“市场失灵”需公共部门的适度介入。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多体现政府意志和支持方向，弥补市场缺陷和空白，能够为绿色发展提供低成本、长期限、市场化、国际化的金融工具，与商业银行实现互补。政策性银行助力绿色发展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引领。政策性金融对绿色发展及其关键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先期介入、提供支持、培育市场，并通过公共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引导商业性贷款、产业基金、社会资本跟进投入，逐步形成市场调节、供求均衡的可持续融资环境。二是体系构建。尽管重点行业已开展绿色低碳转型工作，但仍不同程度存在缺乏转型金融框架标准、企业碳核算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政策性银行可凭借独有的制度优势，率先构建绿色和转型金融体系、标准、程序，系统培育绿色项目的运营和风险管理能力，引导整个金融体系绿色转型。三是资源匹配。绿色投资存在项目周期特点与市场资金来源期限不匹配的难题。政策性银行主要依靠中长期债券筹集资金，其贷款期限长、利率优惠、政策引导等独特优势更加贴合该类项目的用款需求，且有助于跨周期分散风险，更好地支持循环经济、绿色低碳产业及供应链、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的稳健长远发展。
从国际实践看，政策性银行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金融主体。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趋势明显加快，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填补绿色资金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全球气候保护和环境治理领域最大的融资者之一，其实施的“能源转型行动计划”对节约型能源转换项目提供利率为1%的低息贷款，有效支持了绿色项目与技术的早期发展；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德国联邦政府共同投资成立碳基金，重点支持碳减排绿色项目。英国绿色投资银行是全球首家从事绿色投资的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股权投资支持节能、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基建项目，这一支持方式意味着直接承担项目风险，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较优惠贷款更为明显；该银行还建立了有效的绿色评价机制，确定了“绿色效益”和“投资回报”的双重标准，其对项目盈利能力和投资表现的评估被视为业界风向标，2015年发布的《绿色投资手册》提出了绿色投资预估、跟踪和评估的标准化程序，已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标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设立“低碳化海外业务促进贷款”，支持日本企业实施有利于国际社会低碳化发展的海外业务，如新能源应用、节能、绿色交通出行、空气和水污染防治、废物处理等项目，特别是为亚洲区域拓展新能源跨境业务提供融资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将“气候银行”作为其定位之一，承诺在2019~2030年利用自有资金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并于2023年推出“亚太创新气候变化融资机制”，以期通过担保降低资金风险敞口，释放更多资金加大力度支持气候变化项目。这些政策性银行以独特的方式承担着绿色项目资金融通、引导社会投资以及从规则和技术层面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展现出了专业性、规模效益和风控优势。
从现实要求看，政策性银行应在绿色金融领域先行先试、作出示范。随着绿色经济发展不断深化，绿色金融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双碳”目标为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企业绿色转型、产业链绿色升级、绿色技术研发和节能降碳设备应用等融资蓝海潜力巨大；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推动高新技术与产业低碳转型高度融合，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迭代将进一步提高融资项目的质量；碳金融是为数不多的、尚未成熟却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金融高地，“零碳图景”下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可能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之最；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我国非石化能源占比显著提升，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成为新增长点，新能源领域的资金需求将不断增加。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挑战：行业减碳规划和路径尚未完全形成，配套转型金融框架和支持范围仍需进一步界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数据信息共享不充分，金融机构对绿色资产的“搜寻成本”被迫提高；要素市场有待完善，绿色权益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资产定价难、登记难；金融机构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认识不足，数据积累较少，评估方法不完善，防范能力有限；不同国家间低碳发展、气候变化相关标准亟待进一步统一。政策性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起步早、规模体量大，形成了自身业务特色和专业声誉。未来，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进程中，政策性银行应发挥关键作用，在扩充转型金融工具箱、创新碳金融衍生品及风险缓释工具、提升绿色项目风险评估能力、推动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建设、构建国内统一并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等方面先行探索，作出引导和示范。
在金融强国建设中贡献政策性绿色金融力量
发展绿色金融是新时期党中央赋予政策性金融的重要使命，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内涵要求。进出口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速布局绿色金融领域，支持绿色产业补短板、锻长板和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在绿色制造、绿色贸易、绿色技术攻关等关键领域深耕细作，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金融力量。
完善绿色金融管理体系。统筹推进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将其作为五大重点领域资产布局之一，高效实施绿色信贷产品创新、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双轮驱动”机制、推动“制造+绿色”融合发展等战略举措。健全与“双碳”目标相适应的制度规程、信贷政策和系统保障体系，通过给予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政策、合理设置风险权重、加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信贷管控、定期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持续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加强绿色会计信息核算，精细分析产品环境效益和客户对环境价值贡献，为绿色金融产品的设计和绩效评估提供支持。探索将ESG因素纳入境外项目风险管理框架，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资产风险敞口进行定量定性评估，提升资产安全性。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担保、碳金融共同发展的服务体系，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在支持绿色产业加速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低碳零碳工业园区建设、高端环保船型及清洁能源设施出口等方面协同增效。运用国际金融机构专项转贷款，引导更多优惠低息资金流入国内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领域，降低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融资成本。积极布局碳金融市场，围绕高碳排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低碳排企业的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等产业机会，拓展碳抵（质）押贷款、碳资产回购等融资业务。与境内外优秀机构投资者合作设立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和银行信贷联动融资模式，支持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电网、新一代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技术的研发利用，以及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加大信贷投放规模，助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持中国企业加强境外油气资源、重要矿产资源投资开发，推动清洁能源领域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深化能源领域国际合作，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结合能源转型迫切需求提供融资融智支持，通过会议、论坛、沙龙、联合调研等方式，研讨合作机遇，共促绿色转型发展。
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交流。运用国际业务合作机制，撬动世界银行、亚投行、国内外商业银行资源，构建由政策性银行牵头、双多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和信用背书、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绿色项目投融资模式，提升我国在绿色融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参与绿色金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聚焦《“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合作网络，积极推动签署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倡议，引领绿色金融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进博会、博鳌亚洲论坛、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等国际活动，加强我国绿色金融产品推介宣传，发挥绿色金融产品“走出去”与绿色金融标准“走出去”双向促进作用。
助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一带一路”主力融资行定位，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绿色金融工作组组长作用，加快境外绿色产品创新，支持一批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基建等具有正面环境效益的标志性工程和提升东道国民众获得感的“小而美”项目。持续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要求，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增强气候适应、环境友好、支持可持续发展等属性。在项目全周期过程中向共建国家传授更多绿色转型经济分析、战略规划、落地经验及技术，帮助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人才培养、交流和合作，支持共建国家增加绿色金融人才储备。
文章来源：新浪新闻
